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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奶奶的老故事(下)

发布日期:2005-06-20  2005-06-20日文章 2005年精华 2005年06月精华

九月天的时候,太阳还依旧毒辣,我开学了,我已经上了初二。第一个礼拜,老师就重新给我们安排了座位,我的同桌不再是酱缸,我长高了,位置调到了最后第二排,酱缸还是个小男孩,咧嘴一笑,露出满嘴雪白的大牙齿,水泡眼变弯了,成了双眼皮的月牙儿。现在,穿着一件红色丝绸衬衣的张晓丽成了我的同桌。张晓丽的爸爸是刘湾镇政府的干部,她妈妈是镇办企业丝绸绣衣厂的质检工,张晓丽的衬衣上绣着漂亮的葡萄串,她悄悄地和我说,那是她妈妈从丝绸绣衣厂里拿出来的。
我很诧异,“拿”是什么意思?我常常想拿我奶奶店里的那种彩色弹子糖吃,可是我不敢拿,我看到过我奶奶用一个沉重的箱子去批发部把桃酥饼耳朵饼辣酱味之素背回家,她把那些东西整齐地叠在货架上或者摆放在柜台里,我和姐姐是不能动的。我们连自己家的东西都不能拿,为什么张晓丽的妈妈能拿绣衣厂的衬衣?
那件衬衣真好看,凤仙花一样的桃红,胸口的葡萄一颗颗玲珑剔透,水晶一般透明,分明是用白丝线绣出来的,看上去却晶莹透明。张晓丽还悄悄地跟我说,酱缸的妈妈在绣衣厂医务室工作,就是以前很出名的那个叫王桂珍的女人。
我认识王桂珍。王桂珍的确是很出名的女人。



那一年,我还在刘湾镇上那所尼姑庵改造的幼儿园里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之所以说度日如年,是因为自从我被我奶奶押着送到幼儿园之后,我的象一只野狗一样快乐而自由的放逐生活从此不复再现。我每天要在七点半前准时去幼儿园,并且胸前必须别一块洁净的小手绢,太阳热辣辣的午后时光,我一定要在幼儿园里的一张张大竹榻拼起来的地铺上闭着眼睛煎熬两个半小时。我常常在这样的午睡时光里幻想我长上了一双翅膀,偷偷地飞出幼儿园的窗外,然后去到西街后面的小池塘边或者东街做油条的人家看那个浑身油腻腻的老阿太把两根湿哒哒的生面棍铰在一起然后丢进油锅,白白的面棍刹那间氽起来,变成一根又粗又壮的黄棍子,油条出锅了,真香,闻着那味道,就知道好吃。我喜欢看炸油条,象变戏法一样令我神迷陶醉。我发现我喜欢的,都和吃有关,我断定童年时候的我,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我在我奶奶的小店里捞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我爱看,看舂糯米,看炸油条,看爆米花……看在看着,我就睁开了眼睛,老师发现了,就把我的手绢蒙在我的眼睛上,眼前顿时一片朦胧的白光,我的眼睛开始感觉到了沉重,然后,我就渐渐地把自己丢进了梦里。做梦也是在吃,要么是万年青饼干,要么咬一截很老很老的甜芦粟,总是咬不断,着急地咬,不小心咬到了手指,好疼好疼,可还是拼命咬。叮叮叮的小铜铃响起来,不能吃万年青饼干了,也不能再咬甜芦粟,我睁开眼睛,小朋友都在穿衣服,我醒了,午睡时间过去了,真是讨厌,都已经把那段甜芦粟的皮撕咬了下来,还没尝到甜味就醒了,我的嘴里,只有一根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甜,还有些疼。
那段日子,我们整天在尼姑庵场地上练习跳一种舞蹈,老师说那叫忠字舞,是因为中央首长要来刘湾镇考察参观了,我们将一边跳着忠字舞一边挥舞着彩带在县城通往刘湾镇的十二里路上夹道欢迎,那条路两边种满了榆树,这个季节,正是榆钱飘飞的时候。
一九七五年春末,刘湾镇忽然成了全国瞩目的普及农村医疗典范区,这要归功于一个叫“王桂珍”的赤脚医生,那些年,她背着一个咖啡色的,盖子上用油漆涂了一个红十字的药箱走遍了刘湾镇周边的所有田间村头。这是一个热衷于树典范抓榜样的年代,王桂珍有幸被层层推荐,最后周总理要接见她了。那是无上的光荣,所有的刘湾人也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的荣耀。我也高兴,那是因为我不用整天坐在教室里念“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农民”或者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样的歌了,我们手里捏着红的黄的绿的彩带,那种用皱纸做的彩带容易褪色,我就专挑红色的,排练一结束,我就用口水沾湿红色皱纸,然后往嘴唇和脸蛋上擦,小嘴上就涂了唇膏,脸蛋擦上了胭脂,真美。
我盼望着中央首长快快来刘湾镇,那样我就可以擦上真的唇膏和胭脂做一回象《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或者《红灯记》里小铁梅了。
听说王桂珍要出国访问了,还据说走访的国家是与中国有着兄弟阶级感情的亚非拉国家,这于小小的刘湾镇来讲,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连象我这样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关心而相互传说着这有史以来刘湾镇上将要发生的最重大最光荣的事情。王桂珍更是春风满面得意扬扬,贫下中农的得意是可以写在脸上的,只有“地富反右坏”才要把好气色藏着掖着,我奶奶说,即便今天吃了红烧肉也要把嘴巴上的油揩干净了苦着一张脸才能出门,不能露富,不能得意忘形,不能忘了阶级仇民族恨。我不知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民族,我只晓得有肉吃就高兴,擦干净嘴就擦干净,我也不会告诉人家今天我们家吃肉了,连吃了猪油酱拌饭我也乖乖地擦净嘴巴才出门,吃在我的肚子里,高兴的是我自己,我才不说呢。
刘湾镇上沸沸扬扬了好一阵,据说整年背着药箱挽着裤脚管露出一截黑而结实的小腿的王桂珍在丁裁缝那里做了一条料子裤和一件深蓝色军便装。丁裁缝就住在我家隔壁,王桂珍去他那里做衣服,丁裁缝逢人便说:“看看,王桂珍都来做衣服了。”那种骄傲是任何人都认可的。王桂珍都来做衣服了,她是要穿着这套衣服出国访问的,丁裁缝的手艺还会差吗?
王桂珍来试衣服的时候,丁裁缝的门口围了好多人,我和姐姐也混迹其中。我们在人群中跳脚探头,急得满头大汗,依然没有看见尊贵的王桂珍赤脚医生,我奶奶已经挤在丁裁缝那间充满化纤和糨糊气味的小作坊里,只听见奶奶和一帮女人大声赞叹的声音传来:哎呀桂珍,迭套衣服着在身上就不是赤脚医生了,十足的医生样子啊!
人们尽管羡慕王桂珍,对“赤脚医生”这一称谓,依然是不屑的,骨子里怀着看不起,并不把她当作真正的医生。我却对这个将要给中央首长接见的赤脚医生充满崇敬,我想象她一定如电影《春苗》中的那个短发阿姨一样英姿飒爽健康漂亮令人羡慕。
那天我还是幸运地看到了王桂珍,人群散去时,我和姐姐看到一个短发粗壮的女人,黝黑的皮肤,五短身材,结实得象一袋二百斤的谷子,直统统地迈着大步在雀叫般的人声中气宇宣昂地走远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靛蓝格子土布衫,裤腿一如既往地挽起来,露出一截黑而粗壮的小腿。
我看着王桂珍的背影不敢确认,那是王桂珍吗?怎么长得不象赤脚医生呢?为什么和电影里的赤脚医生春苗那么不一样?直到多年以后看了电影《孔雀公主》,我才知道,原来扮演赤脚医生春苗的那个演员还可以演漂亮的仙女“孔雀公主”。怪不得王桂珍长得不象春苗,不是王桂珍不象赤脚医生,是春苗不象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就该是王桂珍那样子的,春苗不是,春苗是孔雀公主。
王桂珍果然穿着丁裁缝做的新衣服出国访问了,不知道她在外国看到了什么,只见着她回来后,全国的农村医疗同行都要向王桂珍学习了,那些日子,全国各地到刘湾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王桂珍的脸更黑了些,也许是去过了非洲国家的缘故。非洲的太阳果然是毒辣的,王桂珍去了才几天就晒黑了,那些住在非洲的人难怪要晒成煤炭团一样了。
那些天,我和众多的小朋友在尼姑庵改建的幼儿园里加紧练习跳忠字舞,中央首长就要来刘湾镇视察开农村医疗现场会了,我们将在种满榆树的十二里路上挥舞彩带,一展刘湾人热情质朴的风采。
据说,来视察的最大领导是中央卫生部部长,听老师说部长的名字叫“刘向兵”,我一直不知道这位部长的名字是否这三个字,也不清楚他是男还是女。老师一说起这个名字,我的脑海里就是一只巨大的酒瓶子,他让我想到了从未见过但听说过的一种叫“香槟”的外国酒。
那是一个暮春季节,我们在五月底的日头下眺目注视,从太阳出来开始,一直到午后。
临近下午三点的时候,太阳开始消失,乌云遮盖了天幕,我们正庆幸可以避免太阳的爆晒,却见榆树成林的路尽头,大队的红旗牌轿车缓缓驶来,大雨也在这刹那间倾倒了下来。
我们在暴雨中挥舞彩带,我们用嘶哑的嗓音叫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脚下的舞蹈步子凌乱而踉跄。
红旗牌轿车的白色窗帘并未因此而掀开过一个角,它只是很慢地开过,这缓慢,也许正表示中央首长是已经看到也接受了我们的盛情的。
这一刻间的热烈,在暴雨的冲刷下显得更为壮烈而充满加倍的热情。红旗牌轿车渐渐驶远后,雨也逐渐停止了。我们被晒了一整天,黑红着脸又遭到了巨大的阵雨的袭击,我们象一只只刚从河浜里爬起来的小狗一样,身上粘着被雨淋碎化开了颜色的皱纸彩带,五彩斑斓地抱着老师发给我们的一个圆形面包回了家。这个面包于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奶奶的小店里没有这种喧腾喷香的面包,这在幼儿园里也是吃不到的,幼儿园的点心,最多是一块苏打饼干。并且,这个圆形的有着红亮色泽的散发出烤炙过的香气的面包,让我为之有着隆重而严肃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是没有参加过欢迎仪式的人所不拥有的。因此我抱着面包回家后,迟迟不肯吃掉它。
我捧着面包用鼻子凑近了去闻,起初是香的,后来就觉得有些发酵过头的酸,再后来,我觉得我不用吃这个面包也已经饱了,面包里散发出的酸香是一种令我满足的气味,我不用吃饭了,我用我的鼻子闻饱了我的肚子,可见,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面包。
事实上,我在那天回家后,就开始发烧。我的心理因素让我对面包爱不释手,充满了幻想,而我的身体,却在拒绝面包,我吃不下任何东西,我病了。在我昏昏然睡去的时候,那个圆面包,我奶奶让我姐姐吃掉了面包。
王桂珍成为刘湾镇上的大名人,我托了王桂珍的福,得到了一个圆面包,而真正得到实惠是我姐姐,她品尝了面包,而我,连续高烧了三天,在那三天里,我暂时忘记了面包的可爱。
当我的身体恢复到有食欲的时候,我为我姐姐独自侵吞了面包而耿耿于怀,我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我付出了体力,我承受了烈日和暴雨,面包是我的奖章,可姐姐却享受了我的付出得来的成果,我已经无法去挽回,我因此而黯然神伤了很多时日。
我奶奶乘我姐姐不在的时候哄我说:下回给我吃耳朵饼,不让姐姐吃。
我说我不要耳朵饼,我要吃弹子糖。于是,奶奶悄悄地塞了一包彩色的弹子糖给我,那包弹子糖在我的口袋里藏了好多天,终于在姐姐的眼皮底下消耗光了。尽管弹子糖在我心里的份量远不及面包,但我心里,依然感觉稍稍与姐姐扯平了些的平衡。



那个王桂珍,就是张晓丽说的在绣衣厂医务室工作的女人,酱缸的妈妈。多年以后的现在,酱缸的妈妈好象不再出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厂医,她似乎更胖了些,依然是直统统装满粮食的口袋一般的身材,黝黑而健壮。




初二学习开始后的第二个礼拜,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分开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男生去体育室,女生留在教室里,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老师,那女老师平时总呆在卫生室里,第一次听她说话,一开口就是:请已经来过月经的同学举手。
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听到有人在吃吃地笑。我知道张晓丽已经来过月经了,上次还看见她裤子上沾染了一块血迹,放学的时候,我还走在她身后档住她的****为她做掩护,直到把她送到家门口,看她飞奔进家门,我才离开的。她管那东西叫“老朋友”,老朋友每个月都要来找她,她还说,以后老朋友也会来找我。我有些害怕老朋友来找我,但看到张晓丽不无得意的神色,我就又有些羡慕,知道来了老朋友的人,才能真正算得上女人。既然我生就是一个女孩子,我总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女人的,比如将来可以正常地生孩子,做妈妈。有一回,张晓丽对我说:我妈妈说,肚脐眼下边有一条暗黑色竖线纹的女孩子,将来是生得出小孩的,没有那条线,就生不出。她还很得意地告诉我:我肚子上那条线可清楚了。
那一天在学校,我一直心不在焉,我从未注意过我的肚脐眼以下部位,好象从没看见过那条线,如果没有,将来生不出孩子,可怎么是好呢?担心了一整天,回家之后立即躲进马桶间里撩起衣服褪下裤子察看了一下我的肚皮,我幸运地发现我的肚脐眼下边的确有一条并不明显但确实存在的竖线纹,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因想到了将来的某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或者多个孩子的妈妈而兴奋不已。
可做女人必要伴随着“老朋友”的来访,这也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妙的事情。
老师又问了一次,张晓丽依然低头笑着不举手,老师笑了笑说:大概是不好意思举手吧,这里又没有男生,女孩子都要来月经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那一堂课,我不知道听了些什么,高个子老师的授课始终在吃吃的笑声和嘈杂的议论声中进行。而我,却一直担忧着有一天“老朋友”造访我的时候,会出现象张晓丽一样把血迹遗漏在裤子上的尴尬情形。
我们的课还没完,老师还在唠叨着怎样清洗沾染了血迹的裤子,男生们已经从体育室回来了。他们聚集在教室门口,有人在吹着口哨,外面一片嘻嘻哈哈的****声。等到女生的课一结束,他们一涌而入,然后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哄笑,嘴里还发出“嗷嗷嗷”的喊叫声,就象一群刚学会捕食的野兽,兴奋得异乎寻常。女生们就那样坐在位子上低着头面红耳赤,好似被男生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一样羞涩难堪。我偷偷看了一眼从我身边走过的酱缸,他也看了我一眼,竟然脸一红,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感觉我的脸也腾然一热,我猜想一定是红到了耳根,我把我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抵到了课桌边沿。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等待着“老朋友”的来临,象一个孤儿等待着传说中的生身母亲一样急切而充满好奇,那种神秘的东西与我的身体有着一种鬼魅的联姻,它让我想到,它是与我与身俱来的,只是我们失散了十几年,然后,她在我青春将至的年岁如约而来,她会在某一天来认领我,给我一些恐慌和快乐,也会给我带来一种羞涩和美丽,那一天,我才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而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孩,小孩是不分男女的,只有老朋友来了,才开始有了男和女的区别,那是毋庸置疑的。



初中三年级的开始,我的“老朋友”终于来找我了,我等了她好久,当别的女同学都欢天喜地或者哭天抹泪地迎接来她们的“老朋友”的时候,我却焦急万分地发现我的“老朋友”迟迟不来。那段时间,我有些伤心,我时刻发现着我身体的女性特征日益明显,却久久不能盼来我的“老朋友”,我几乎失望了,我怕我也许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了。然而就在某一个清晨,我的“老朋友”却忽然来临,她把我的床单渲染得赤红一片,把我惊得大叫“奶奶,奶奶,你快来啊!”
我奶奶神色镇定地拿出她为我准备的所有预备迎接“老朋友”的家什,教我一切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带着我的“老朋友”小心翼翼紧张不已地去上学了。那一天,我在上学路上碰到了酱缸,他居然对我笑了笑说:毛头,你一向上学早的,今天怎么那么晚?
我面红耳赤地回答他:你不也那么晚吗?
说完,撒腿就飞奔起来,可我分明感觉我奔跑的脚步依然是胆怯而不敢使大劲儿的,那种奔跑是多么不自然,多么尴尬,令我在酱缸面前几乎无地自容。可我心里,却有着一丝莫名的甜蜜,我一边迈着奇怪的脚步跑着,一边想象着酱缸在我身后惊厄的表情,我发现,我现在不恨酱缸了,我甚至有些盼望能和他有机会说说话,或者,下次我再去排队买鱼或者去他们家那间土屋爆米花的时候,我还可以和他讨论一下某一次测验的题目。可我却分明知道,我是不会再去他们家爆米花了,我奶奶倒贴我钱我也不愿意再提着一个白布袋拿着一勺猪油到西街的那间土屋去了。




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刘湾镇开始大兴土木旧貌改新颜,镇上几乎所有临街的房子都轮到****,我奶奶不能再开杂货店了,蒋老板也不能再做爆米花老板了。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竟然和酱缸家搬在了一幢居民楼里。我记得,我在一篇作文里这么写道:……三中全会以后,刘湾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我家的房子都从矮平房搬到了镇上的新楼房里去了。新楼房有三层高,我家住在顶楼,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远远的稻田里,农民们正在快乐地收割,到处是一片金灿灿的丰收景象……
老师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那篇作文的批语是:语句通顺,感情真挚,把小镇的变化描写得入木三分,深刻体现了三中全会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作文本子上,用红笔写着一个潦草的“90”,得了九十分的作文,在我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因此而得意非凡。尽管那个阿拉伯数字“90”是十分潦草的,但越是潦草,显得越成熟老练,老师的批分,如果毕工毕正,那才没有足够的威力和分量呢。
自从和酱缸家住进了同一幢居民楼,我和他就开始讲话了,天天要碰面,不讲话也不行。我们家住三楼,酱缸家住一楼,相比之下,我们家人少,我爸爸妈妈周末才回刘湾一次,只有我奶奶我姐姐还有我,酱缸家却是一大家子人,所以每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酱缸总是会跑到三楼来找我,或者干脆就在我家做功课。我全然忘记了几年前因为课桌上超过了三八线而暗暗算计酱缸的事情,只感觉那么静静地面对面坐在一张八仙桌上写作业,是一件十分美好愉快的事情。
和酱缸从敌对变得友好起来,让我对蒋老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仇视。每次经过一楼楼梯口,我都会听见103屋里传来蒋老板“啊吭啊吭”的咳嗽声,早晨时分那咳嗽声是最响亮而急迫的,好似一口气咳下去就缓不过来的样子,常常让我听得提心吊胆。我的确已经很久没看见蒋老板走出屋子了,都说蒋老板不能爆米花了,身体有些每况愈下的意思。有一阵子酱缸很少来我家,我却不愿意去一楼找他,在学校,我们是决计不会搭话的,让同学看见了会笑话我们。
那一天早晨我去上学,我没有听见蒋老板照例充满了痰气的咳嗽声,只看见昔日的赤脚医生王桂珍肥胖的身材忙碌着进进出出,有些神色凝重的样子。下午,我看见酱缸的左臂戴着黑袖章出现在教室里,我才知道,酱缸的爷爷蒋老板去世了。我忽然很是可怜那个长着一双水泡眼的爆米花老头蒋老板,我也有些想念他那架黑乎乎的铁葫芦里爆出来的香甜的年糕片,我不再恨他瞪着眼睛叫我奶奶“三妹”,弄得我奶奶右脸颊上露出一汪深深的酒窝。人一死,什么怨恨都没有了,心里只有一种捎带着恐惧的可怜,同情着一个已经消失的生命,而那些并不深刻的恨意,早已被同情掩盖,没了踪影。
我奶奶并没有去参加蒋老板的追悼会,她只是去一楼看了看,回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蒋老板大礼那一天,酱缸没有来上学。一整天的课,我一直心猿意马地注视着酱缸那张空缺着的课桌,我知道,这段日子他没来我家,是因为他爷爷蒋老板病重了。现在他爷爷去世了,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我家。我有些担心,却依然期待着这一段时间过去后,酱缸还会象以前那样笑嘻嘻地出现在我家门口轻轻地敲门,他会问:毛头,几何作业做完了吗?练习三的第五题你是不是用反证法做出来的?



整个高中时代,我和酱缸依然在刘湾镇中学的一个班级里念书,蒋老板已经不在人世,我倒开始经常去酱缸家了。王桂珍对我和我奶奶都很好,我奶奶有些头疼脑热的病,她会从绣衣厂的医务室里拿些药来给我奶奶吃。每次我去他们家找酱缸,她总是把一张黑胖的脸笑着对我说:毛头,我们家小钢说要考军校,我劝他考医学院,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你帮我劝劝他吧。
我的个头已经超过了酱缸的妈妈王桂珍,我站在她身旁,可以看见她圆润肥硕的脖子后一块壮实的肌肉,想必那是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参加农务挑担子挑出来的。想让酱缸考医学院的心愿,其实是希望实现她自己多年前的梦想吧,那时候,她是多么辉煌,几乎是刘湾镇家喻户晓的名人。如今,她却仅仅是一家镇办企业里的医务室职工,连医生的上岗证书都没有。
酱缸依然决定要考军校,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主意。再去酱缸家,王桂珍就开始游说我:毛头,你预备考什么大学?
我总是对自己的前途有些茫无目标,我不象酱缸那样意志坚定,我一直在师范大学和文学院之间举棋不定,我只能对着王桂珍摇头傻笑。然后王桂珍就开始对我说:毛头,我看你心挺细的,是做医生的好料子,考医学院吧,做医生多好啊,白大褂一穿,神气得不得了。
王桂珍做了那么多年赤脚医生,却从未穿过真正的白大褂,那也一定是她的心愿,我知道。然而我却无法认同做医生穿白大褂很神气的说法,于是,每次去酱缸家,王桂珍总是要向我劝说一遍做医生的好处,直到高考结束,我进了师范大学中文系,她才带着一脸失望笑着对我说:做老师也是很好的,毛头有出息,不象我们酱缸。
酱缸没有如愿考上军校,他的分数只够进一所中专。头一年,我们还常常各自在学校里相互通信,酱缸有些自卑,我却一直劝他别气馁,中专毕业了还可以考大学,可他分明是没有了信心,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酱缸毕业进了刘湾镇的银行里工作,我们就再也没有用书信的方式交往。
我已经很少回刘湾镇上去了,我奶奶被我爸爸妈妈接到了市区,我只是偶尔去一次刘湾。那幢三层居民楼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酱缸一家还住在那里,似乎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一次,我帮我奶奶去刘湾老屋子里取一条她以前很喜欢的狗皮褥子。我奶奶说:那条狗皮褥子是你爷爷去世那一年蒋老板送给我的,那个冬天奇冷,你爷爷手一撒走了,你爸爸还很小,蒋老板送了我那条狗皮褥子,还借给我钱让我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后来,代销店越开越大了,直到你读书后,代销店就变成了我们家自己的杂货店了……
我不知道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到底和蒋老板之间有过什么渊源,但我的确因为奶奶的回忆想起了小时候每次蒋老板来拷酱油时的情景。蒋老板来的时候,我奶奶总是笑得很甜,简直象个年轻的少女。而我,却在旁边怒目横视,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年幼的毛头哪里会懂得成年人之间的感情?
我去刘湾镇取那条狗皮褥子的那天,特意去了酱缸的家,王桂珍看见我惊喜得搂住我的肩头叫着:毛头啊,你有多半年没回来了吧?快进屋快进屋,我们家小钢要结婚了,这是他的新房,你来看看。
王桂珍那张黑胖脸老了许多,笑容却灿烂得象秋天的太阳下盛开的木槿花,条条纹路清晰闪亮。她一味快乐地和我说着:小钢的新娘子是他银行里的同事,下礼拜过元旦的时候就结婚,你奶奶还好吗?元旦来吃喜酒,叫你奶奶一起来……
我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心里却稍稍有些吃惊,我大学还没毕业,还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可酱缸却要结婚了?我是该为酱缸高兴的,心里却有些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从没有过与酱缸站在一起走进婚礼殿堂的幻想,可我听到酱缸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屈,想到酱缸挽着他的新娘子进到这间我以往常常来的屋子里,我心里酸酸的,可脸上,依然愉快地笑着,只是笑容一定生硬。
那间酱缸以前的卧室已经装修一新,红漆地板,木纹家具,三人沙发,落地台灯,还有一台凯歌牌十四寸彩色电视机,决不豪华,简直有些寒酸。但十平方的屋子里,也挤得满满的,一派簇新,贴着红喜字,洋溢着充足的温暖和喜气。
酱缸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他看见我,欢叫一声“毛头!”
酱缸似乎还是老样子,没多大变化,看见他,我就想到那个把爆米花塞得满嘴鼓鼓囊囊的小男孩,我就笑了,我笑着叫他:“酱缸!”
然后我们彼此看着呵呵傻笑起来,我说:我不叫毛头,我叫舒畅!
酱缸立即还击我:我也不叫酱缸,我叫蒋晓钢,蒋介石的蒋,大小的小,钢铁的钢!
不知道为什么,酱缸说完这些话,我的眼睛竟然有些酸痛,我赶紧对酱缸和他妈妈说,我要上楼去打理一些我奶奶的旧东西,然后急急地上了三楼。走在狭窄的楼梯上,我感觉我的眼角有几滴生涩的眼泪流出来,我甩甩头,快步朝三楼我们家那间旧屋子走去。



我把我奶奶的狗皮褥子从老樟木箱子里取出来,我发现,褥子已经有许多虫蛀的洞,破旧得简直有些支离破碎的样子。蒋老板送给我奶奶这条褥子的时候,一定还年轻,现在他都去世好多年了,这褥子也确是该坏了,人总是要老的,东西还能不旧?
我把狗皮褥子拿回市区的家,我奶奶看见褥子坏得这么厉害,很是伤心。我爸爸说,奶奶老了,就容易怀旧,乘她还走得动,叫妈妈带她出去旅游一回吧,她活到现在还没有出过我们这个城市呢。
刘湾镇是坐落在东海边的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边缘的小镇,那里是长江三角洲的平原地区,那里没有山。我奶奶说:我没见过山,这回带我去看看山吧。
我妈妈带着我奶奶跟随旅游团去了一趟浙江的临安,那是一个丘陵地带,那里布满了绿色的小山丘,在我奶奶眼里,那些山可是高不可攀的了。
回来后,我奶奶对我说:毛头,奶奶我这一回可是认识了什么叫山了,册那娘的冬菜,这山可真高啊!
我爸爸和我姐姐听了大笑起来。我惊诧极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听见奶奶有过脏口,她什么时候会说“册那娘的冬菜”的?
那时节,正是一九九零年繁花似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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