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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林毅夫:我讲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代企业决定发展何种产业

发布日期:2017-12-06  2017-12-06日文章 2017年精华 2017年12月精华

推荐:小鱼澎湃新闻12月4日采访林毅夫,关于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时隔一年,林毅夫做出当年对产业政策争论的回应。



大约一年前,在中国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是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林毅夫和张维迎。这场辩论所激起的涟漪至今尚未淡去。



一年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初冬的北京大学校园采访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他系统地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整体架构,并回应了产业政策、《吉林报告》等多个争议问题。他表示,他理论中的产业政策绝大多数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在企业已经进入该产业的情况下,政府帮助克服瓶颈限制,因势利导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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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图片来源 东方IC



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陷阱是未能摆脱“西天取经”的心态



2008年到2012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担任了4年首席经济学家,他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任此职者。他曾说,“世行的目标一直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立意很好,多年来做了许多努力,但距离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



从世界银行回国后,林毅夫重回北京大学任教,继续投身于理论创新,并以“知成一体”的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发展经济。



一个长期萦绕于心,他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位,在他们的领导人、知识精英、一般百姓的努力,并在多边和双边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3代人,但是,在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中国****和韩国两个。”这是为什么?



“这些经济体中大部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是他们不够努力吗?” 林毅夫认为此前的经济学理论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自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经验的总结,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决。



2009年,在任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时候,林毅夫根据自己将近30年的思索,正式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以替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前两波思潮--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若欲立之,必先破之。在林毅夫看来,此前盛行的两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无能为力,是因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非实质。



在林毅夫看来,强调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配置资源发展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重工业的结构主义,以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灵,应该把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各种扭曲取消掉的新自由主义,在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做的国家,遭遇到一个共同命运,他们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



他认为问题出在认识论上。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搬那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境下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想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最大的陷阱。”他说。



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理论普遍来自发达国家,但其环境却和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作参照系。但是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是取决于前提条件的。”他说。



但是,在现代世界史上,不乏通过学习而成功追赶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和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追赶成功的典型。



它们为什么能成功?在林毅夫看来,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大。“在提出铁血政策的时候,德国的人均GDP已经是英国的60%;彼得大帝时俄国的人均GDP是英国的50%;日本提出明治维新时的人均GDP也在英国的25%、德国的40%左右,而且,甲午战争后中国给予日本的赔偿更是其十年的财政收入。二战后,推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只有发达的美国的10%左右,例如,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都只有美国的5%。”



“水沟很窄的时候,你稍微努力一下,一跳就过去了。水沟非常宽的时候,你一跳就跌下去了。”他比喻说。林毅夫同时指出这些成功的追赶典型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他们推行的是政府主导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不过,“从越低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去发展越高水平产业所需要的干预就越多,干预的性质会从量变到质变,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到变成结构主义下的扭曲市场”



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的理论经常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经常存在扭曲性。他说,“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无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前提或是暗含前提,拿这些理论到发展中国家去应用,即使看起来现象相似,但背后的前提不一样,因此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经常就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他还将理论适用性的问题比喻成刻舟求剑。“如果水不流船不动,刻舟求剑是对的,但如果水流了船动了,刻舟求剑就是不对的。”他说,“任何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学了理论以后,特别容易对号入座。任何理论都有前提条件,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问题时,背后的原因很可能不同。”



因此,随现实条件的改变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种理论的“阶段性”就成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格外强调的元素之一。



这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王勇给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有为政府”下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他将“有为政府”定义为:“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阶层的长期福利水平。”



林毅夫喜欢用中国的双轨制****所取得的成功来说明理论必须要基于一个国家的现实条件,而不能原样照搬。



华盛顿共识本是西方经济学界为拉丁美洲国家国内经济****提出的10项政策共识,包括放松政府管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等。



“当时有个共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把华盛顿共识的几点同时推行,当时认为最糟糕的就是像中国这样双轨的****,一部分市场化,一部分还保持政府对资源的干预和价格的扭曲。”林毅夫说。



他说,“然而,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施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在转型中维持稳定发展的国家,如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中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也都是采取渐进方式转型,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采用‘休克疗法’给予私有化。”



“我们的稳定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有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他们比我们还更糟糕,那这样比较起来到底哪种转型方式比较有效?”林毅夫问道。



“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并没有看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是什么。”他说,“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前提。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提出自己的理论。”



林毅夫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中国有责任根据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来了解背后的道理,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往这方面在努力。”



他也坦言,“当然,新结构经济学也是刻舟求剑,随着中国成为比肩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个理论最后也会被修正或扬弃,就像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随着发达国家的条件的变化而一直在变化一样,但是只要在条件还比较接近的时候,这个理论仍有比较大的借鉴参考价值,并且,这个理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有更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正是因为坚信以上这点,从世界银行任职期间起,林毅夫便开始频繁访问非洲以及东欧国家。从把东莞华坚鞋业介绍到非洲最为贫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到为卢旺达、坦桑尼亚、吉布提、乌干达、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利亚等国担当顾问,林毅夫期望他的理论能够帮助这片资源禀赋丰富、人口红利巨大的土地走出贫穷。



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他充满信心,“中国大陆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来源:
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7_12_04_4376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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